电视剧《黄雀》剧照
作为刑侦类型叙事中的一种，“反扒”既是影视剧创作中常见的叙事元素，又常常因其烈度不够成为罪案题材的“边角料”。在影视作品的刑侦叙事中，警察与小偷人物关系的呈现要么以线索、误会等形式体现，要么被赋予轻喜剧色彩，为惊心动魄的剧情调节口味。电视剧《黄雀》的出人意料之处在于反其道而行之：把“反扒”作为剧情主线，把“丢”与“偷”这一组细小的矛盾体从罪案系列中梳理出来，放置于2004年的荔城火车站。在这个经济发展迅猛、社会转型火热的南方城市，无论是追梦人、淘金者还是南来北往的芸芸众生，站台上的正邪交锋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把观众代入到“有钱包的年代”，一边通过链接眼角膜失踪案、古董调包案、美金失踪案、百万黄金变砖头案、三偷玉扳指案、围猎黄金杯案等7个大案要案，展开一场警匪博弈、善恶对峙的生命较量。
《黄雀》时间跨度充分，线索层叠掩映，逻辑也足够“烧脑”。剧中三条叙事线分别展开、时有交互而最终融汇一体：最外一层主线是以铁路警察郭鹏飞与其搭档李唐二人为代表的荔城公安，在短短12天内，与多个盗窃团伙展开智勇搏斗。作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者，哪怕生命受到威胁也从不畏惧、永不言退。逼仄车厢里扒手惯用的“刀片割包”“声东击西”等盗窃手段，以及从火车站辐射出的“仙人跳”陷阱、文物盗卖等设计缜密的“案中案”“局中局”，带给观众足够的惊险与警示。中间一层是反派群像的塑造以及对其犯罪生态的深层审视。“佛爷集团”呈现出带有现代管理特征的、严密的“金字塔式”结构，即高层负责策划、底层负责行动，利益分配不均加剧了犯罪团伙内部的权力斗争与人性异化。剧中阿兰以色谋财“所向披靡”的时候，“佛爷”把她作为“得力干将”，而一旦触犯“佛爷”的权威，她很快被“设计”电死一命呜呼。“广叔帮”则散发着浓郁的本地化特征，“盗贼江湖”在头目广叔的理发店重复显影。掌握着荔城偷盗“行业规则”的他对外来贼极端排斥，外表温和却手段狠辣，让何小竹去偷警察的对讲机考验其能力，实则是设局让他自投罗网以此立威，不按照他的规矩办事就要受到断指等残酷惩罚，强烈的压迫感让这层叙事极具张力。最内部的一层则是黑白两道人物的前史。郭鹏飞换肝、低血糖的沧桑中年与十年前那个热血警官之间的对比和回望，警校毕业的李唐放弃刑侦的心路历程，凸显了他们献身“反扒”事业的内在动力；黎小莲既在广场之上的医务室尽职尽责，又为“佛爷集团”寻找“猎物”和“望风”，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过程与残障弟弟息息相关；阿兰因校园暴力与情感创伤走上歧途；残障青年则因失去亲人、生活无着而沦为盗贼……这让《黄雀》很容易被简单地归于年代剧、类型剧的范畴，而忽略了它现实主义的意义。
故事之内，有类型叙事的饱满张力；故事之上，该剧也充盈着罪案情节与生存压力、命运拐点、亲情羁绊甚至是突发事件之间的关联，不但为剧中的人物丰富了心理层次，同时也为戏剧性的情节搭建了一个坚实可靠的现实主义基底。不少观众认为，2004年这个“反扒”故事的年代，是一个历史化的社会切片。当时没有星罗棋布的“天网”系统，没有方便快捷的移动支付， “丢钱包”只是尘封在岁月中的“明日黄花”，因此认为《黄雀》有更多历史味道，当今时代已无法延续其现实风格。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黄雀》将目光投向摄像头还未普及的21世纪初，没有先进的技术系统加持，倒逼创作回归到警务逻辑，艺术再现传统刑侦手段，如实地走访推演案件、实时追踪锁定扒手、依靠经验分析案情等，不仅重新肯定了警察职业敏锐性与实战经验的价值，推动了刑侦学逻辑的落地，同时也跳出了主角光环和类型套路的窠臼。警察没有“神探滤镜”，罪犯也不会法术通天，接地气的人设、“一地鸡毛”的生活与触手可及的困境让角色具有血肉感和说服力。正是在对公安题材的祛魅和破壁中，《黄雀》回归到智力角逐和人性博弈，而这种现场感、在地性才是刑侦题材剧集的精神内核和现实逻辑。
在这一层现实逻辑之外，还有一层关于现实的含义。每集开头的插叙，作用是回溯主角郭鹏飞调任荔城前的办案经历，内容上介绍剧情前史，时间上与正片相向而行，这个叙事结构不仅巧妙而完整地勾勒出郭鹏飞从1994年因审讯程序疏漏导致嫌犯死亡，到2000年通过缜密证据链成功侦破悬案的人生片段，同时也呈现了十年间刑侦工作的评判标准从“唯快不破”的破案效率转向更加理性公平的程序正义。这种创作理念能够更有效地引领观众从关注一个案件的侦破过程，看到一段微观的法治进化史；从对罪案烈度的兴趣吸引和快感消费逐步转向对社会的展望和反思，而刑侦剧价值坐标重构的背后，永不止步的法治进程才是现实主义的真实面相。所以，《黄雀》的惊艳之处在于，它不仅内蕴着一个“天下无贼”的社会理想，还连缀起没有断流的法治社会现实。
我们或许以为，剧中出现的BP机、诺基亚手机、《体坛周报》、编织袋等年代感极强的道具，以及1∶1复刻建造的荔城火车站是与现实最贴近的场景，无论是月台地砖的铺设还是候车厅椅子上剥落未尽的蓝漆，“考古”级别精确营造的时代沉浸感着实“收割”着观众的信任感。实际上，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黄雀》在对人性的探讨过程中所触及的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才是“不断流”的现实基因。就叙事策略而言，从追求视听奇观的刑事犯罪下沉到市井百姓的“丢钱包”，把与犯罪之间的心理距离压缩到最小，从而获得现实中最广泛的价值同理和情绪共鸣；就人物塑造来说，剧中那些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角色，那些小偷小摸的“小恶”不断膨胀的背后隐约可见的真实困境，以及警察对“恶”的解决，具有现实穿透力。
（作者系石家庄市文联副主席、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