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一年，举国上下欢腾雀跃，北京的文艺工作者们更是以饱满的创作热情，用手中的画笔来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年新春伊始，为了表达对祖国的祝颂，首都的书画家们纷纷展纸磨墨，施以丹青，用画卷记录下这盎然的浓浓春意，百姓的盈盈笑脸，以及一片热火朝天的生产干劲。在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组织下，第一届“迎春画展”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拉开了序幕。这次，总共有百余位书画家的200多件作品参加展出，其中既有集体创作的大画，也有不足半尺的小画，既有极富民间年味的空竹鞭炮，也有表现生产建设的高炉水库。展厅中，一幅《迎春图》显得格外清新典雅，虬曲的老干中抽出了摇曳的新枝，嫩黄的花朵间飘来了春天的气息。这是于非闇先生当年的新作，他用天骨遒美的瘦金书在画面留白处抄录了北宋名士韩琦的词句，于古意中富含新姿。创作完这件作品的半年后，于非闇先生因病辞世。然而我们从中丝毫不见羸弱与苦闷之气，只看到艺术家沉稳的笔力，高雅的格调，以及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

　　这次展览会聚了当时北京画坛的耆老名宿，陈半丁、于非闇、马晋、胡佩衡、吴镜汀、惠孝同、秦仲文、吴光宇、潘絜兹、陆鸿年等，不胜枚举。为何北京中国画研究会拥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可以动员和筹措到这么多的艺术家和作品？这还要从10年前说起。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和政府需要团结在京的文艺工作者，在老舍先生的倡议下，中国新中国画研究会成立，吸纳了一大批北京地区的书画家。画家翟奉南曾经在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谈到：“北京国画家们凡有一定技术水平或理论水平的，几乎都参加了国画会”，可见当时的盛况。国画会以民国时期北京最大的书画社团——中国画学研究会为班底，在1949年8月10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推举画坛泰斗齐白石作为主席。1953年，应周恩来总理建议，更名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陈半丁任会长，齐白石、何香凝、叶恭绰任名誉会长。后来，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美术家协会，唯独北京市空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就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北京市美协的职能，组织画家学习、创作、写生，并筹备各类美术展览，北海画舫斋就成为其固定的展示场所。

　　那时候，画家们生活拮据。国画会属于社团性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画家的生计问题。1957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叶恭绰、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王雪涛、胡佩衡、秦仲文、吴镜汀、惠孝同等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骨干成员陆续调入画院，继续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寻求新的时代语境下中国画的改革与创新之路。1961年2月，“迎春画展”转由北京中国画院主办。这次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是创作转型的方向，还是展览的陈列布置，都得到了广泛好评。老舍先生还专门撰文表达了观展后的激动心情：“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都有一种新的气象、新的光彩。这新的气象与光彩，来自画家们的思想提高，对新时代日加热爱。祖国在移山筑路，引水开渠，画家们就热情地用这些前无古人的豪情壮举，写出前无古人的灿烂画面。” 叶浅予先生也在文章中肯定了北京中国画院“迎春画展”与江苏省中国画院两万三千里长途写生创作所呈现出的新面貌与新气象。他还特别谈到山水画创作要具有浪漫主义精神，不能简单以写实的手法再现目之所及的场景，而要经过画家的艺术加工，创造出值得反复品读与体味的意境。

　　此后几年的“迎春画展”皆由北京中国画院主持操办。1962年，朱德委员长还为展览题写了贺词：“承旧启新，使祖国的绘画艺术，更加丰富多彩。”从中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艺术创作的关怀以及对中国画转型的希冀。如何用画笔来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以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气象，成为那一代艺术家不断探索与践行的方向。1963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迎春画展”一度中断。直到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北京画院又恢复了“迎春画展”的传统，并一直持续到新的世纪。今年，当我们再次重拾源于1959年的这一展览主题时，似乎又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面对新时代的中国画应当如何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北京画院给出了自己的回应，那就是守正创新，既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与时代同步伐，根植于民族这块土地，把中国精神、中国气度、中国力量用丹青妙笔绘出时代画卷。

　　（作者系北京画院美术馆策划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