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升弟先生新著《黑土下的金芙蓉——说不尽的古成都》不分章节，而以几个专题为单元，分别加以叙述，每个单元都有中心，分之可以独立，合之又构成四川古代某些历史时期的一些方面。这种体例和本书写作的宗旨与内容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文物：馆藏秘器与君说》单元中，作者主要介绍了成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些青铜器、陶瓷器。对了解古代成都手工业生产的情况，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铸造一件青铜器，需要先制“母范”（模），然后用“母范”翻制“外范”（用来铸造器物的范），如铸造空心的器物，还需要“内范”。范制好后还需要合范，才能浇铸。铜器上的纹饰，需要在“母范”上雕刻出，再翻在“外范”上，有一整套的流程和工序。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为范铸，且使用复合范，可见范铸技术在成都平原历史悠久。
陶俑是汉墓中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四川出土的汉代陶俑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堪称全国之冠。从出土的众多汉代陶俑看，四川汉代陶俑颇具特色，其造型生动，比例适当，面部表情丰富，服饰线条流畅，层次分明。从陶俑的种类看，几乎包括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应是当时人们生活场面在墓中的翻版，对研究汉代的社会历史无疑是重要的。陶俑本身就是雕塑品，是研究雕塑史的绝好资料。汉代陶俑的制作，从出土文物看，已采用范制，同一范可翻制出不止一件陶俑，已形成专业化批量生产，同时已商品化。
《画像砖：盛世蜀都写真图》作为一个单元单独列出，说明画像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极为重要，并且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画像砖为“汉画”的组成部分，“汉画”包括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以及一些器物上绘的画像。画像石是雕刻出来的绘画，而画像砖是模印出来的绘画。四川成都地区是画像砖出土最多的地区，画像砖上的图像涵盖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市集、居家生活、庭院建筑、车马出行等，这些内容展现了汉代历史的一些方面，是很直观的描绘。冯汉骥先生指出：“一方面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对照，另一方面可与出土的实物相印证。所以这些画像砖是我们研究东汉晚期生活（至少是在四川方面）最生动、最可靠的资料。”（《川大史学》第23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冯先生所言甚是，如《汉书·贡禹传》：“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草）杷土，手足胼胝。”画像砖上农民劳作的画面，正是这些文献所记的真实写照。再如车马出行画像砖上的场面，和《后汉书·第五伦传》说的“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颇为吻合。画像砖上的许多图像，都可以在文献资料中找到相应的记载，所以画像砖和汉墓中出土的各类陶俑一样，对我们学习、了解汉代的社会历史是非常可贵的资料。
画像砖既是“汉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研究中国美术史，也是很好的资料。画像砖上的各类图像，形象逼真，构图严谨，比例适当，以成都及周边附近出土者最为精美。冯先生指出：“成都区的画像砖均为约40厘米见方的方砖，画面比较复杂，线条亦比较遒劲。”“成都区的画像砖，表现方法多采用线条，间或采用浅浮雕形式，或者用二者相结合的方法，故显得特别生动而富于变化，使主要部分鲜明突出。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造诣。”（《川大史学·冯汉骥卷》第232、233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汉画像砖虽出于民间艺术家之手，但其画风朴实，贴近生活，是绝好的美术作品。
《蜀史：自古中原后花园》这一单元，主要以文献材料为主，叙述了发生在四川的一些往事。刘邦被封为汉王，是项羽负约，因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项羽入关后，“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史记·项羽本纪》）实际上巴蜀地区土地肥沃，水利方便，物产丰富。刘邦凭借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一举“还定三秦”，据有关中，开启了楚汉战争的序幕。关中成为刘邦的稳固根据地。在刘邦称帝后，以萧何功最多，在定列侯位次时，鄂君认为“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史记·萧相国世家》）。这些都是事实。然而根据当时的形势，没有巴蜀，就不能据有关中，这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在陕西汉中褒城附近的摩崖石刻中，刻于汉桓帝建和二年的《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即提到“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文物》1964年11期；又见《蜀道石刻题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东汉末年，诸葛亮为刘备谋划时也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三国志·蜀书·诸葛亮》）。袁宏《后汉记》所记相同。因此说刘邦兴于巴蜀，确为史实。
学习、了解历史，应以史书的记载为主，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自然应以《三国志》及有关史书的记载为依据，而不能靠《三国演义》这类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一书在我国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愧为我国古典名著。作为文学作品，夸张、虚构等，无可厚非，但作为学习、研究历史的史料却是不行的。本书明确指出《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不同，是有意义的。关羽死后，备受吹捧，地位越来越高，这些自是后来某些时期统治阶层的需要，我们不去评议。实际上关羽的为人处事，确有其致命弱点，以致丢掉荆州，全军覆灭，大伤了蜀汉政权的元气，破坏了诸葛亮最初为刘备制定的“复兴汉室”的规划。
“安史之乱”终止了“开元之治”的所谓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在慌乱中逃往成都，传位于太子李亨，自己成了太上皇。“安史之乱”的发生自有其深层次的各种原因，虽然最终被平定，却形成了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直到最后唐王朝覆亡。在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下，王建、孟知祥趁机在成都建立了前蜀、后蜀两个地方割据政权。当时战乱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而远在西南的四川，相对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成都的永陵为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现已建永陵博物馆，陵内石棺床上刻有一组宫廷乐队的高浮雕图案，冯汉骥先生已有精审的考证和研究（见《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1期，又见《川大史学·冯汉骥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个乐队也反映了当时“歌舞升平”的景象，和前蜀王建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是符合的。
《宫词：花蕊金粉胭脂地》单元，收集了花蕊夫人描写前蜀王衍时后宫生活的诗作。诗词属文学作品，但它和小说类的作品不同，皆为有感而发。缪钺先生指出：“所谓‘时代的脉搏’者，即是时代的‘心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心声。譬如魏晋南北朝是纷乱割据之世，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如曹植、阮籍、刘琨、郭樸、陶渊明、鲍照以至于庾信，他们的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愤世之慨与忧生之磋，有一种悲凉、抑塞、阴郁的气氛，这就是这一时期的心声。”（缪元朗编《缪钺先生学记》第1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诗词反映了某一时期的社会状况，以及作者的心情，所以缪先生提倡研究历史要文史结合。
花蕊夫人诗中描写了王衍享乐、腐朽的生活。“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已是战乱不息、军阀割据的局面，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乱，最后唐朝灭亡。五代十国时期，亦是战乱仍频。如唐末江淮地区的情况，“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胡三省注“言扬州居一，益州居次也”），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胡注“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唐纪七十五昭宗景福元年）。前蜀建国前期，王建注意发展生产，轻徭薄赋，政治还算清明，社会也比较安定。到王衍继位做了前蜀的皇帝，吏治腐败，生活奢侈。花蕊夫人诗中的描写应是事实。王衍的行径比之南朝陈国的陈叔宝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蜀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本书不是系统地讲述今日四川之古代的历史，而是有选择地对历史上发生在四川或与四川有关联的事情进行了叙述，也选择了一些出土文物作了介绍，以期有助于读者对四川历史上的一些方面进行了解。
（本文原为宋治民先生为卢升弟新著《金芙蓉下的黑土地——说不尽的成都》作的序，本号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