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上的成长之途与《北京晚报》《北京日报》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两家报社中，与我年龄相仿及更年长的编辑、记者我基本相识，不少人是挚友，若干更被视为尊师、兄长。我的很多诗文从青年时代起，都是在这两家报纸上刊发的。而李凤祥（笔名凤翔）老师则被我视为尊师，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发表的第一篇小文就是经他手编发的。其后一发而不可收，得其掖助，故有知遇之恩。 

　　1980年《北京晚报》复刊，那年我25岁，贸然写了一篇小稿寄过去。那时投稿不靠关系，径自乱投。我从上世纪70年代初即发表作品，亦皆如此。寄稿也不用贴邮票，剪个小口即可，故可“万炮齐轰”，天南海北，无经济负担。投稿也不用写编辑的名，编辑不用也会退稿。稿子寄出之后，大约数日，接到李凤祥老师的电话（稿件后附有地址和单位电话），约我去位于西裱褙胡同34号的《北京晚报》传达室谈稿件。我自然有些受宠若惊，见到李老师，感觉到他很温和，很亲切地鼓励我，勉慰有加。 

　　当时那个年代颇传统，编辑对作者尤其是年轻人，很平等和爱护，我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投稿，如《诗刊》的封敏、《北京文艺》（即《北京文学》前身）的高进贤、《人民戏剧》的阎钢等，都对我很和蔼，约到编辑部循循善诱、指导改稿，使我在二十出头就能在这些刊物发表作品。他们也很关心我，记得1975年我的一篇短文在《诗刊》登出后，封敏老师还专门打电话叮嘱我不要骄傲。李凤祥老师也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凡不用的稿件必退回，并每附短笺，有时还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使我感到他对年轻的我是那样尊重（其实他对很多业余作者都是尊重的）和爱护。2015年4月，冯其利逝世，李凤祥老师还在《海内与海外》杂志发表《我知道的冯其利》一文。冯其利也是业余作者，后来成为研究清史一个领域的专家，他的第一篇小文也是在《北京晚报》经李凤祥老师之手编发的。 

　　有一件事，使我铭记至今。一次投稿给《北京日报》“广场”副刊的王振荣（阵容）老师，他转给另一个版的刘京钊兄刊发了。我那时写稿还不懂得严谨，引用他人文章段落未注明，原作者指出有抄袭之嫌。阵容老师马上找到李凤祥老师。我接到李凤祥老师电话要我到晚报去，自然受到他严肃的批评，并要我写出书面检查。他认可后还要转给阵容老师看。我记得阵容老师说：凤祥有些着急，唯恐年轻人急功近利，毁于歧途。这件事对我可说是受益终生。阵容老师于2003年作古，李凤祥老师也归道山，这件事在与他们生前见面时，我一直羞于提及，他们还会记得这件事对一个年轻作者的警醒吗？ 

　　北京有很多业余作者对李凤祥老师非常尊重，因为都受到过他的扶掖。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至今留存两册剪报本，都是经李凤祥老师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诗文，跨度自1990年至他退休时，仅旧体诗词即在“五色土”副刊上发表了近90首，可以编一本小诗集了。 

　　1980年4月2日，李凤祥老师在“五色土”编发了我在《北京晚报》上刊载的第一篇数百字小文，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微不足道，这类短文大作家们是称为“报屁股”的。但《北京晚报》影响很大，那个年代北京也没有几家报纸，因而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心里是很喜悦的。李凤祥老师不以我位卑齿浅，在1980年10月《北京晚报》对多年禁演《四郎探母》展开讨论时，也选发了我的一篇短文，使我受到莫大鼓舞。 

　　翻着那一篇篇的贴在剪报册上的诗文，眼前不禁浮现出李凤祥老师的音容笑貌，那样清晰…… 

　　李凤祥老师淳朴热情，望之并不“俨然”，但却为人和蔼，“即之也温”，不仅是优秀的编辑、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伯乐。他对我的奖掖温语、他的淳朴的笑容，会一直铭刻在我心间…… 

这些签名均是从寄到北京晚报副刊编辑部的信件和资料中选取下来的